1998年秋天的海市,冷雨敲打着医院大楼的玻璃窗。我,勾越琴,28岁的医学博士,握着一纸诊断报告站在顶楼边缘。报告上清清楚楚写着——慢性砷中毒,已伤及肝肾。而投毒的人,是我结婚三年的丈夫,陈哲。“越琴,你别怪我。”他昨天还在病床前握着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