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，我按地址找到了第一个人。
一个尘肺病工人的家属。
男人死在矿上，赔偿金少得可怜。
只因为男子是外包人员，和矿主没有雇佣关系。
矿主在曹振的辩护下，仅以慰问金的形式给与五万。
我向那位年过六旬的老妇人说明来意。
她浑浊的眼睛像一潭死水，看了我许久，最终缓缓摇头。
“姑娘，算了吧。咱斗不过他们的。”
我拿出其他案卷复印件，告诉她，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我以为这能点燃她的希望，她却只是更深地叹了口气。
“没用的。告了那么久，家都散了，认命了。”
她的麻木像一盆冰水，浇灭了我心里的火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敲开一扇又一扇门，得到的却是同一种死寂。
有人一听我是记者，就破口大骂着把我轰出来，骂我是“吃人血馒头”的。
有人拉着我哭诉半天，可一提到上诉，就恐惧得连连摆手，说再也折腾不起了。
漫长的诉讼，早已耗尽了他们所有的精力和希望。
他们不是不想要公道，是不敢了。
那种刻进骨子里的无力感，让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。
我以为自己在替他们声张正义，可对他们而言，我只是在残忍地揭开他们结痂的伤疤，让他们再痛一次。
我的坚持，到底是对是错？
我的执着，难道真的是对他们的二次伤害？
我在小旅馆里把自己关了两天。
电脑屏幕上，那些触目惊心的案卷，像一座座墓碑，无声地嘲笑着我的天真。
法律，这本该保护弱者的武器，竟被扭曲成了强者手中的利刃。
我几乎要被这悖论般的现实压垮。
就在黑暗即将吞噬我时，一个名字闪过脑海。
我的大学法学教授，张老师。
一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，总在课上说：“法律人，当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。”
我抓起电话，声音沙哑地拨通了他的号码，将一切和盘托出。
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，久到我以为他也要劝我放弃。
“李悦，来我家。”
他的声音传来，感觉到他语气中的欣慰，和一般的凝重。
在张老师的书房，我见到了他引荐的人，一位叫王援朝的公益律师。
他年过五十，头发花白，一副黑框眼镜后的眼神，却锐利如鹰。
他一言不发地翻完我所有的资料，书房里压抑，我的手心全是冷汗。
“曹振是个高手。”
王援朝终于开口，手指敲了敲一份卷宗，
“他所有的操作，都在法律的框架内。他玩的，是法律的漏洞和量刑的自由裁量权。”
“那……就没办法了吗？”我的心直往下沉。
“有。”
王律师的目光从卷宗移到我脸上，
“你之前的打法，是用舆论的同情去碰法律的坚冰，是鸡蛋碰石头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陡然激昂：
“我们要做的，不是煽情，是普法！用你的笔，把曹振的手段剖开给大众看！
他是如何利用法律的模糊地带为罪犯脱罪，如何利用受害者不懂法、请不起律师的弱点，去实现他那套‘程序正义’！
我们要让所有人看清，这种所谓的‘公正’，到底有多不公！
这个问题，不只是曹振，而是法律本身的问题。”
王律师的话，像一把手术刀，精准地剖开了我混乱的思绪。
我懂了。
这场战斗，必须从情绪的宣泄，升级为理性的博弈。
接下来一月，在王律师的指导下，我几乎将《刑法》和《诉讼法》翻烂。
第一篇长文的标题，直指核心——《深度剖析：从人贩子到宠物狗，法律的灰色地带》。
文章里，我不再渲染悲情，而是将两个案子的判决书、法条并列，逐一对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