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被停职了。
回到家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拔掉网线关闭网络，但骚扰并没有因此停止。
家委会会长王建，把我家的详细住址和手机号，直接发到了几百人的家长群里。
“这就是那个黑心老师的家，大家有什么怨气，可以去找她当面聊聊。”
从那天起，每天都有陌生的号码打来电话，接通就是一顿不堪入耳的辱骂。
“你这种垃圾怎么不去死啊？还当老师，你也配？”
“听说你勾引男学生？真够不要脸的！”
家门口每天都被扔满烂菜叶和散发着馊味的垃圾。
最过分的一次，我出门时发现，门锁的锁眼被人用502胶水堵得死死的。
我没有哭，也没有报警。
报警只会引来更多的围观和羞辱。
我默默地找来开锁师傅，换了新锁，然后网购了几个针孔摄像头，装在了门口和猫眼的位置。
我要把这些人的丑恶嘴脸，一帧一帧，全部录下来。
我强迫自己按时吃饭，逼着自己睡觉。
然后，我坐在电脑前，开始系统地整理所有能为我翻盘的证据。
那段被剪辑过的录音是关键。
我联系了当初帮我装补课教室监控的朋友，他是个技术宅。
他顶着巨大的压力，冒着得罪人的风险，通宵泡在机房里，从云端服务器的底层缓存数据里，帮我恢复了未经任何剪辑的、长达两个小时的完整录音文件。
拿到原始录音，我没有假手于人。
我自学了专业的音频分析软件，戴着耳机，一遍一遍地听，亲自做出了清晰的声波图谱。
我在图谱上，用红线精准地标记出了李翠兰录音里的每一个剪辑点和拼接痕迹。
我通宵达旦地查阅相关法律文献，咨询了三位不同的律师，最终选择了一位业内以“稳准狠”著称的陈律师。
李翠兰伪造的那份“心理诊断书”，来自一家我闻所未闻的“心理健康咨询中心”。
我开着车，导航了三百多公里，找到了那个藏在城乡结合部小巷子里的破旧机构。
我伪装成一个焦虑的家长，通过侧面打听和录音，证实了那个给王浩开“诊断书”的所谓“孙医生”，根本就没有国家认证的执业医师资格。
在约见教育局调查组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没有睡觉。
我对着镜子，反复演练着我的陈述。
我要确保我的每一个用词都精准、冷静，不带一丝一毫的个人情绪。
第二天，面对由校长、教育局领导组成的调查组，我没有哭诉，也没有辩解。
我只是平静地将一个U盘，轻轻放在了会议桌上。
“各位领导，这里面是我想说明的一切。”
U盘里，包含了四个文件夹。
第一个，是未经剪辑的完整录音，以及我亲手制作的声波分析图。
第二个，是我家门口这半个月来，被骚扰、被辱骂、被堵锁眼的全部高清视频。
第三个，是那家伪证机构的调查录音和那个“假医生”的背景调查结果。
第四个，是我和李翠兰这两年来的所有微信沟通记录，包括她每一次恳求我给王浩补课，每一次对我表达感谢的截图。
我的陈述，不像一个被诬告的受害者在申诉，更像一场逻辑严密的学术报告会。
这一次，我要让你们为自己的恶行全盘买单…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