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爹阳光免费读整本_重生七六：科技兴国，从守村人开完结版小说

伤口在第七天完全结痂，麻痒感取代了疼痛。陈卫国对着那半块破镜子，小心地揭下陈老爹敷的草药糊。痂皮已经变得坚硬，边缘开始微微翘起，底下露出粉色的新皮肤。

愈合情况良好。没有感染，没有化脓，甚至疤痕看起来也不会太明显——这对于这个时代的医疗条件来说，已经是极好的结果。

陈卫国用李婶送来的温水小心清洗伤口周围的皮肤。水是山泉水，清冽甘甜，装在粗陶罐里。他找到一块相对干净的旧布，蘸水擦拭，动作轻柔而专业。

前世的医学训练让他的手法精准——清创要从中心向外画圈，避免二次污染；擦拭要单向，不要来回摩擦；保持干燥，有利于痂皮自然脱落。

做完这些，他把用过的布条扔进灶膛。那里已经积了厚厚的草木灰，是前几日李婶帮他生火煮水时留下的。

今天该去拿祠堂的钥匙了。

陈卫国换上那件补丁较少的蓝色上衣，戴上旧军帽——帽子能遮住额头的伤疤。他拿起木棍，推开门。

五月底的阳光已经很有些热力。青山坳的早稻已经插完，田里一片新绿。远处的山坡上，有人在给玉米地除草，弯腰的身影在绿色背景上缓慢移动。

生产队今天没敲上工钟。陈卫国从记忆碎片里知道，插秧结束后通常有两三天的“小歇”，让村民们处理自家自留地里的活儿，或者上山砍柴、采药。

村道上人比平时多些。几个妇女坐在屋檐下纳鞋底，一边说着家长里短。看见陈卫国，她们停下话头，笑着打招呼。

“傻根出门啦？”

“头好了？”

“看着精神多了。”

陈卫国点点头，算是回应，脚步不停。

老支书家住在村子中央，是一栋三间的青砖瓦房，在清一色的土坯房中显得很醒目。院墙是用碎石垒的，不高，能看见里面的菜畦和鸡舍。

院门开着。陈卫国走进去，看见老支书陈大山正坐在屋檐下的竹椅上，手里拿着张报纸，戴着老花镜在看。

“支书。”陈卫国在院中站定，喊了一声。

陈大山抬起头，从眼镜上方看他：“卫国啊，进来坐。”

陈卫国走过去，在旁边的矮凳上坐下。这是原主的习惯——不坐椅子，坐矮凳，以示恭敬。

“头好了？”陈大山放下报纸，仔细打量他的额头。

“好了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陈大山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，摸索着解下一把黄铜的、已经磨得发亮的旧钥匙，“祠堂的钥匙，初一祭祖，你二十八、二十九两天去打扫，三十我检查。”

“嗯。”陈卫国接过钥匙。钥匙很沉，上面有简单的花纹，柄上拴着根红绳，已经褪色发白。

“打扫仔细点。”陈大山又说了一遍，“尤其是正厅，牌位要擦干净，但不能动位置。院子里的杂草要除净，屋角的蜘蛛网要扫掉。县里可能有人来，不能丢咱们青山坳的脸。”

“县里……啥人来？”陈卫国试探着问。

陈大山看了他一眼，似乎有些意外傻根会问这个，但还是回答：“公社通知的，说县革委会农业组要下来检查‘农业学大寨’成果，可能要挑几个典型村看看。咱们村的祠堂是民国初年建的，保存还算完好，公社就报上去了。”

他顿了顿，压低声音：“其实啊，我估摸着，是县里想看看各村还有没有‘四旧’没清理干净。不过咱们祠堂早几年就把牌位收起来了，现在摆的是革命烈士名录，不怕查。”

信息在陈卫国脑中迅速整合。1976年，“文革”还没完全结束，但已经接近尾声。基层对政治风向的敏感度很高，老支书这番话，透露出谨慎和微妙的态度。

“哦。”陈卫国做出似懂非懂的表情。

“你去吧，好好干。”陈大山挥挥手，重新拿起报纸。

陈卫国站起来，往外走。到院门口时，听见老支书在背后又说了一句：“打扫完了，来我这里领两斤米，算工分。”

工分。陈卫国脚步微顿。这是集体所有制下唯一的“货币”。原主作为守村人，每年有固定的“基本口粮”，但额外的工分可以换更多粮食或日用品。

“好。”他应了一声，走出院子。

钥匙在手里沉甸甸的。红绳磨着掌心，有些粗糙。

他没有立刻去祠堂，而是先回了自己的土屋。从柜子里翻出一块破布，一个缺了口的瓦盆，一根用草绳绑着的短扫帚——这些是原主打扫祠堂的工具。

他把工具放在桌上，坐下，开始思考。

县里来人，检查祠堂。这是一个观察外部世界的机会。虽然“傻子”的身份让他无法直接参与接待，但他可以在现场，可以听到谈话，可以观察来人的衣着、言谈、关注点。

更重要的是，祠堂本身。

记忆碎片里，原主每年都要打扫几次祠堂，对里面的布局很熟悉。正厅、侧室、院子、后院。牌位（现在是烈士名录）的摆放。墙壁上的字画（应该已经换成革命标语）。屋梁的结构。地砖的材质。

作为一个有着工程学和材料学背景的人，陈卫国对建筑本身有着天然的兴趣。而且，祠堂通常是村里保存最完好的建筑，可能隐藏着一些信息——关于这个村子的历史，关于建筑工艺，甚至关于地理位置。

他把工具装进破竹筐，挎在肩上，再次出门。

祠堂在村子最东头，靠近山脚，周围没有其他房屋，显得孤零零的。建筑是典型的南方宗祠风格：青砖灰瓦，马头墙，正门上方有石雕匾额，但字迹已经被凿掉，隐约能看出“陈氏宗祠”的轮廓。

门前有三级石阶，石缝里长满了青苔。两扇厚重的木门紧闭，门环是铜的，已经生了绿锈。

陈卫国掏出钥匙，插入锁孔。锁是老式的挂锁，黄铜质地，转动时发出涩滞的咔嗒声。

门开了。

一股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——灰尘、霉味、还有木头在封闭空间里特有的气味。光线从高高的窗棂透进来，在空气中形成光柱，能看见无数尘埃在其中飞舞。

陈卫国跨过门槛，放下竹筐。

祠堂内部比从外面看更宽敞。正厅大约有五十平米，地面铺着青石板，已经磨得光滑。正对着门的是一面墙，现在挂着一幅毛泽东画像，下面是一张长条桌，桌上摆着几个木牌——应该就是“革命烈士名录”。

两侧墙壁上贴着红纸标语：“农业学大寨”、“工业学大庆”、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。字是毛笔写的，墨迹已经有些褪色。

屋梁很高，是粗大的杉木，榫卯结构。陈卫国抬头仔细看，发现梁上有彩绘的痕迹，但大部分已经被白灰覆盖，只隐约露出些图案边缘——可能是传统的吉祥纹样，在“破四旧”时被抹掉了。

他放下扫帚，先查看整体情况。

灰尘很厚，脚踩在青石板上会留下清晰的脚印。墙角有蜘蛛网，屋檐下有燕子窝——空的，这个季节燕子还没来。后门通往后院，门半掩着，能看见院子里荒草长到了膝盖高。

陈卫国决定从正厅开始。

他打来水——祠堂后面有一口井，井水清澈。用破布浸湿，拧干，开始擦拭长条桌和烈士名录牌。

木牌一共七个，每个上面用毛笔写着名字、生卒年、牺牲地点。陈卫国仔细看了一遍。都是青山坳陈姓的人，牺牲时间从红军时期到抗美援朝都有。最后一个牺牲在1953年，朝鲜。

他把名字默默记下。这是这个村子为这个国家付出的代价。

擦拭完牌位和桌子，他开始清扫地面。青石板铺得很平整，接缝严密，显示出不错的工艺水平。扫地时，他发现靠近墙角的一块石板有些松动，踩上去有轻微的晃动。

陈卫国蹲下来，用手摸索。石板大约一尺见方，边缘已经磨损。他试着用力按压一角，石板微微翘起。

下面有东西。

他心头一动，但没有立刻掀开。先站起身，走到门口看了看外面。村道上空无一人，远处田里有人影，但距离很远。

他关上门，回到石板前。

这次，他小心地掀开石板。石板比想象中重，有二十多斤。掀开后，露出下面的泥土——但泥土是松软的，没有夯实。

陈卫国用手扒开浮土，触到一个硬物。

是一个陶罐，灰黑色，罐口用蜡封着。罐子不大，一只手就能握住。

他拿出陶罐，放在地上，重新盖好石板，把浮土拨回原处，用脚踩实，再撒上些灰尘。

做完这些，他才拿起陶罐，走到窗边的光亮处。

蜡封已经有些干裂，但还算完整。陈卫国用指甲小心地抠开边缘，一点点剥掉蜡。罐口用一块红布塞着，布已经褪色发脆。

他拔出红布，往罐里看。

里面是一卷纸，用细麻绳捆着。还有几块银元，用布包着。

陈卫国先把银元拿出来。一共五块，是民国时期的“袁大头”，保存得很好，边缘的齿纹清晰。银元底下垫着张纸条，上面用毛笔写着一行小字：“祠堂修缮余资，留待后用。民国三十七年，陈氏族长公议。”

民国三十七年，1948年。祠堂最后一次大修的时间。

陈卫国把银元放回罐里，拿出那卷纸。

解开麻绳，纸张展开。是一张族谱的残页，记录了从清同治年间到民国初年的一部分族人名讳。还有一张地契，是祠堂及周围三亩地的产权证明，落款是民国二十五年。

最后是一封信，信纸已经发黄变脆。陈卫国小心展开。

信是用毛笔写的，字迹工整：

“见字如晤。时局动荡，恐有不测。祠中资财已尽数捐于抗战，唯余银元五枚，地契一纸，族谱残页，封存于此。若他日太平，望后人重修祠堂，延续香火。若世道艰难，可变卖以济族人。陈氏第十七代孙，文渊，民国三十七年冬。”

信很短，但信息量很大。

陈卫国沉默地看着这封信。民国三十七年冬，1948年底，解放战争即将胜利，但在这个偏远的南方山村，族人已经预感到时代的巨变，做出了最朴素的安排——留下一点微薄的资财，为祠堂，也为族人。

他把信小心折好，和其他东西一起放回陶罐，重新用红布塞住罐口，但没再封蜡。

这些东西不属于他。它们是这个村子的集体记忆和财产。他只是一个守村人，一个意外的发现者。

但发现本身，已经给了他一些启示。

第一，祠堂的建造质量很好，青石板、杉木梁、榫卯结构——说明这个村子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工艺水平。

第二，族人有一定的组织性和预见性。在动荡年代，能做出这样的安排，不容易。

第三，这些物品的隐藏方式——松动石板下的陶罐——可能不止一处。祠堂里或许还有其他“秘密”。

陈卫国把陶罐暂时放在窗台上，继续打扫。

这次他更仔细了。擦拭墙壁时，他留意那些标语覆盖下的痕迹；检查梁柱时，他观察榫卯的工艺；清扫角落时，他注意地面的每一块石板。

又发现了两处轻微松动的石板，但下面都是实土，没有东西。

后院荒草丛生，有一棵老桂花树，树干要两人合抱，树冠如盖。树下有石桌石凳，但已经半埋在土里。院子角落有一间小偏房，门锁着，窗户糊着纸。

陈卫国试着推了推门，锁得很牢。从窗纸破洞往里看，里面堆着些旧农具、破损的桌椅，还有几个木箱。

可能是祠堂的杂物间。

他记下这个信息，继续除草。

除草是个体力活。荒草根深，有些已经长成了小灌木。陈卫国没有合适的工具，只能用双手拔，用脚踩，用木棍撬。

汗水很快湿透了衣服。五月的阳光透过桂花树的枝叶洒下来，斑斑驳驳。蝉开始鸣叫，一声接一声，嘶哑而悠长。

陈卫国停下来，擦了把汗，看着自己满是泥土和草汁的手。

这双手，前世拿过试管，握过钢笔，敲过键盘，签过亿万合同。现在，它们在拔草，在擦灰，在做最原始的体力劳动。

但他没有感到失落或讽刺。相反，一种奇异的平静笼罩着他。

劳动本身是有意义的。清理祠堂，让这个承载着村子记忆的建筑恢复整洁，为即将到来的祭祖和检查做准备——这是一件具体、实在、有用的事。

而且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了解了这个村子更多。不仅是表面的人口、土地、作物，还有深层次的历史、组织、文化。

了解，是改变的前提。

他继续干活。汗水滴进泥土，手掌磨出了水泡，但他没有停。身体虽然瘦弱，但年轻，有耐力。前世的他注重养生，知道如何调节呼吸，如何分配体力。

中午时分，正厅和后院已经基本清理干净。荒草堆成了几堆，石板路露了出来，石桌石凳也被清理出来。

陈卫国坐在石凳上休息，从竹筐里拿出李婶早上给的饭团——用糙米和红薯捏的，已经凉了，但能充饥。

他慢慢吃着，目光扫过祠堂的每一个角落。

青砖灰瓦，马头墙，高高的屋梁。阳光透过窗棂，在青石板上投下菱形的光斑。空气中弥漫着灰尘、草木和潮湿泥土混合的气味。

安静。只有蝉鸣和自己的呼吸声。

在这个瞬间，陈卫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连接——与这个建筑，与这片土地，与这个时代。

他不是林启明了。他是陈卫国，青山坳的守村人。他要在这里活下去，而且要活得有意义。

饭团吃完，他站起来，继续干活。

下午，他清理了偏房门口的区域，清扫了屋檐下的蜘蛛网，检查了屋顶是否有漏雨的迹象——还好，瓦片基本完好，只有几处需要修补。

太阳西斜时，整个祠堂焕然一新。虽然还是陈旧，但整洁、肃穆，有了应有的庄重感。

陈卫国把工具收进竹筐，拿起窗台上的陶罐，锁上门。

钥匙在锁孔里转动，发出清脆的咔嗒声。

他挎着竹筐，拿着陶罐，往回走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在村道的黄土上。

路过老支书家时，他停了一下，但没有进去。今天只是初步清理，明天还要来，做更细致的打扫。

回到土屋，他把陶罐藏在床底的角落里，用稻草盖好。这东西不能一直放在祠堂，万一被县里来的人无意中发现，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等检查过后，再找机会放回去，或者……告诉老支书。

但告诉老支书，就需要解释如何发现的。一个傻子，怎么会在打扫时注意到松动的石板？又怎么会想到掀开查看？

陈卫国皱眉。这是个问题。

他决定暂时保管，等待合适的时机。

晚饭是王老六家送的，一碗稀粥，一碟咸菜，一个煮红薯。王老六的儿子，一个八九岁的男孩送来的，放下碗就跑，似乎有点怕这个“傻根哥”。

陈卫国慢慢吃着，脑中继续思考。

县里来人，大概在六月初八。今天是五月二十八，还有十天。

这十天里，他还能做什么？

除了继续打扫祠堂，保持低调，观察村民，他似乎做不了太多。

但真的做不了吗？

陈卫国放下碗，走到窗边。

暮色渐浓，远处的山峦变成深青色，天空是淡淡的紫红。炊烟从各家屋顶升起，汇聚成一片薄雾，笼罩在村子上空。

蛙鸣开始响起，先是零星的几声，然后连成一片。

这个村庄，这个世界，是如此具体而真实。而他，拥有超越这个时代的知识。

一定有什么，是他可以做的。不用惊天动地，不用改变历史，只是……让某个人过得稍微好一点，让某件事效率稍微高一点。

比如，春梅嫂的小女儿小英，前几天看见她腿上被蚊子咬了很多包，抓得都破皮了。

比如，李婶做豆腐时，点卤全凭经验，有时老有时嫩。

比如，陈老爹的那些草药，如果炮制方法改良一下，效果可能会更好。

小事。都是小事。

但改变，往往从小事开始。

陈卫国回到床边，躺下。

窗外，最后一线天光消失，黑夜降临。

土屋里没有灯，只有从窗户透进来的微弱星光。

他闭上眼睛，在黑暗中，开始一项前世常做的思维训练：在极端限制条件下，设计最优解决方案。

限制条件：1976年，南方山村，物资匮乏，身份是“傻子”，不能引起怀疑。

目标：在十天內，完成至少一项微小但有效的改善。

可能的切入点：健康、饮食、工具、信息。

健康：预防蚊虫叮咬。可以用哪些本地植物？艾草？薄荷？如何制作简单的驱蚊液？

饮食：豆腐质量不稳定。如何用最简单的语言描述点卤的关键？温度？浓度？搅拌速度？

工具：清扫祠堂时，扫帚效率低。如何改良？加宽？改变角度？

信息：县里来人时，如何听到更多谈话？假装在附近干活？以送水的名义接近？

一个又一个方案在脑中生成、评估、修改、优化。

星光透过破窗，照在他脸上。

陈卫国的嘴角，极轻微地向上弯了一下。

找到了。

明天，从后山的艾草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