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赵是谁?
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一整夜。天亮时,我眼睛酸涩得睁不开,但就是睡不着。一闭眼就看见那个倒计时,鲜红的数字在黑暗里跳动,71小时,70小时,69小时……像颗定时炸弹绑在我心脏上。
清单还躺在地板上,我没敢再碰它。天亮后停电恢复了,日光灯亮起时,那些暗红色的字迹在灯光下显得更加刺眼。最后一页的倒计时已经变成70:34:12,还在继续减少。
父亲的笔迹我是认得的。小时候他给我改作业,字迹工整有力,一笔一画都像刻上去的。清单背面那几行字,虽然潦草,但确实是他的手笔。这是什么时候写的?五年前他去世前?还是更早?
“去工地,找老赵。”
工地是哪个工地?二十年前的工地,现在要么拆了,要么改建了。北五环那个购物中心?有可能。但父亲说“找老赵”,老赵如果还活着,现在也该六七十岁了。他还在工地吗?还是住在附近?
我爬起来,打开笔记本电脑。搜索“老赵+工地+1999”,结果寥寥无几。一个建筑论坛的旧帖里有人提到:“当年那个工地,老赵是监理,后来出事后就消失了。”
监理。
父亲日记里提到过监理:“老赵今天又来检查,说钢筋规格不对。我让他别多事,公司有公司的标准。”
公司标准。偷工减料的标准。
我继续翻父亲的遗物。那个铁皮盒子里除了日记和半张纸,还有几张模糊的图纸。我摊开图纸,是建筑平面图,上面有手写的标注:“3号楼,基础加固未达标”“水泥标号不足”。图纸右下角有个签名,字迹很潦草,但能辨认出是“赵卫国”。
老赵叫赵卫国。
我用手机拍下签名,开始搜索这个名字。这次信息多一点了。赵卫国,1955年生,原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监理工程师,2000年离职,此后无公开记录。有个旧新闻提到他:“监理工程师举报工地安全隐患,反遭公司辞退。”
时间是2000年3月。
正好在工地事故之后。
我记下这些信息,看了看时间:早上七点半。倒计时:69:58:23。
三天。我还有不到三天时间。
我冲了个冷水澡,试图让自己清醒。水流打在脸上时,我突然想起昨晚镜子上的字:“亲眼看见,才相信吗?”
那个孩子,小雅,她在看着我。她在提醒我,也在警告我。
换好衣服,我犹豫了一下,还是把清单捡起来。手指触碰到纸页的瞬间,那股寒意又来了,像针一样扎进皮肤。我把它装进一个旧文件袋,塞进背包最里层。不能把它留在家里,谁知道我不在的时候它会干什么。
出门前,我看了看玄关镜子。镜子里的人眼窝深陷,脸色惨白,像个活死人。我移开视线,推门出去。
白天的城市看起来正常多了。阳光很好,虽然没什么温度。街上车水马龙,行人匆匆,没人注意到背包里装着一本催命清单的我。
我先去了趟银行。父亲去世后,他的账户一直没注销,母亲让我留着,说里面还有点钱。我很少动那个账户,现在需要现金——找人的话,可能需要打点。
ATM机吐出五千块钱,我数了数,塞进钱包。交易记录打印出来时,我瞥了一眼余额:32768.42元。
这个数字有点眼熟。
我拿出手机计算器,算了算:32768除以3,等于10922.666。
三个死者的抚恤金?当年事故死了三个人,如果每人抚恤金是一万左右……
我摇摇头,把这个念头赶出脑子。巧合,一定是巧合。
从银行出来,我打车去了北五环那个购物中心。白天的购物中心热闹多了,停车场几乎停满,人来人往。我绕着建筑物走了一圈,试图想象二十年前这里的样子。
应该是一片工地,有工棚,有塔吊,有堆积如山的建材。冬天,很冷,工人们穿着厚棉袄,哈出的气都是白的。然后某一天,楼塌了,死了人。有人掩盖真相,有人拿钱闭嘴。一个孩子饿死在门口。
“小伙子,找什么呢?”
一个保安走过来,五十多岁,穿着不合身的制服。
“师傅,跟您打听个人。”我掏出烟,递过去一支,“赵卫国,您认识吗?以前在这片工地干过监理。”
保安接过烟,眯起眼睛打量我:“老赵?你找他干嘛?”
我心里一紧:“您认识?”
“认识,怎么不认识。”保安点上烟,深吸一口,“以前常在这片转悠,神神叨叨的。后来搬走了,好多年没见了。”
“您知道他住哪儿吗?”
保安摇摇头:“不知道。不过……”他顿了顿,“他有时候会回来,在那边空地转悠。”
他指了指购物中心后面的那片待开发空地,就是我昨晚去看过的地方。
“什么时候会来?”
“说不准。有时候白天,有时候晚上。”保安弹了弹烟灰,“我劝你别找了。老赵这人……不太正常。”
“怎么不正常?”
保安左右看看,压低声音:“他总说工地有鬼。说当年死的人没走,还在那儿。尤其是那个小孩,他说常看见小孩在空地上哭。”他摇摇头,“我看他是脑子出问题了。这世上哪有什么鬼。”
我谢过保安,朝空地走去。
白天的空地看起来没那么阴森,但依然荒凉。铁皮围挡破损的地方更多了,我钻进去,踩着杂草往里走。
空地上堆着建筑垃圾:破碎的水泥块、生锈的钢筋、腐烂的木板。中央确实有个土堆,比昨晚看起来更大。我走过去,发现土堆旁散落着一些东西。
几个空酒瓶,红星二锅头。几个烟头,红塔山。还有一沓纸,用石头压着。
我蹲下看那些纸。是复印的旧文件,纸张已经发黄。最上面一张是事故报告,日期:1999年12月20日。事故描述很简单:“工地局部坍塌,致一人轻伤,无死亡。”
但报告右下角,有人用红笔写了一行字:“放屁!死了三个!孩子也死了!”
字迹和父亲铁盒里图纸上的签名一样:赵卫国。
我翻看下面的文件。有建材采购单,显示钢筋和水泥的规格低于国家标准。有施工日志,记录着“监理多次提出整改意见,未采纳”。还有一份名单,是当年工地的人员名单。
名单上有我父亲的名字:林国栋,职务:项目经理。
张建国:安全员。
李桂兰:后勤主任。
王浩:施工员。
赵卫国:监理工程师。
还有三个名字用红笔圈了起来:
陈大山:钢筋工。
刘建军:水泥工。
孙福贵:木工。
这三个名字旁边都打了一个叉。
而在名单最下面,还有一行小字:
“陈小雅,8岁,陈大山之女。1999年12月23日,饿死于工地门口。”
日期就是父亲发疯的那天。
我盯着那行字,感觉周围的温度在下降。虽然是白天,阳光很好,但我却冷得发抖。我把文件收起来,准备离开。
转身时,我看见了他。
站在空地边缘,铁皮围挡的阴影里。一个老头,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头发花白凌乱,手里拎着个布袋子。
我们隔着二十米对视。
他先开口,声音沙哑:“你是林国栋的儿子。”
不是疑问,是陈述。
我点点头,朝他走过去。他没动,就站在那里,等我走近。
走近了才看清他的脸。瘦,很瘦,颧骨高高凸起,眼窝深陷,但眼睛很亮,亮得有些不正常。他盯着我看,像在辨认什么。
“你长得像你爸。”他说,“尤其是眼睛。”
“您是赵叔叔?”
他点点头:“赵卫国。你爸让你来的?”
“算是吧。”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清单的事,“我想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。”
老赵笑了,笑声干涩:“发生了什么?死了人,埋了真相,孩子饿死在雪地里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他转身,示意我跟上。我们钻出围挡,走到路边的一间破旧平房前。房子很小,窗户糊着报纸,门上的油漆已经剥落。
开门进去,屋里很暗,只有一扇小窗透进光。屋里除了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,几乎没别的东西。墙上贴满了东西——照片、剪报、手写的笔记,密密麻麻。
我仔细看那些照片。大多是工地照片,有些是事故现场:坍塌的脚手架,扭曲的钢筋,散落的安全帽。其中一张照片让我停下脚步。
是一个小女孩。
穿着破旧的棉袄,脸冻得通红,站在工地门口。她在哭,眼泪在脏兮兮的脸上冲出两道白痕。照片是黑白的,但那种绝望几乎要从纸面上溢出来。
“小雅。”老赵在我身后说,“陈大山的女儿。出事那天,她来工地找爸爸。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?”老赵点了一支烟,“后来她爸死了,尸体抬出来的时候,她在旁边看着,不哭也不闹。她妈早没了,家里没人。工地给她家赔了点钱——很少,很少的钱。钱被她叔叔拿走了,没管她。”
他深吸一口烟:“那几天特别冷,零下十几度。她就蹲在工地门口,等爸爸。没人管她。第三天早上,保安发现她冻僵了,手里攥着半张纸。”
“纸上写着她的名字。”
老赵看了我一眼:“你知道?”

“我父亲留下了另一半。”
老赵沉默了很久。烟烧到手指,他都没察觉。
“你爸……其实良心一直不安。”他终于开口,“事故发生后,上面施压,让压下来。你爸一开始不同意,但公司威胁要开除他,还要追究他的责任——因为确实是他签字同意用那些不合格材料的。”
“所以他妥协了。”
“所有人都妥协了。”老赵说,“张建国改了安全检查记录,李桂兰做了假账,王浩写了假证言。我……我也签了字。”他苦笑,“我说我不同意,他们就威胁我家人。我老婆那时候住院,需要钱。”
“那三个工人……他们的家属呢?”
“拿了点钱,签了保密协议。很少的钱,还不够看病。”老赵掐灭烟头,“陈大山的老婆早死了,就剩小雅。她叔叔拿走钱后,小雅就没人管了。你爸……你爸其实偷偷去看过她,想给她点钱,但没找到人。等找到的时候,已经晚了。”
屋里很安静,只有老赵粗重的呼吸声。
“你爸后来一直做噩梦。”老赵继续说,“他说梦见小雅来找他,问他为什么让她爸爸死,为什么让她饿死。他开始信佛,捐钱,做善事,但没用。五年前,他来找我,说小雅回来了。”
“回来了?”
“他说看见她了,就在那片空地上,穿着那件破棉袄,手里攥着纸。”老赵的声音在发抖,“我说他疯了。但没过多久,你爸就死了。”
“心脏病?”
老赵看着我,眼神复杂:“官方说是心脏病。但我看见他了——他死前那天,也来过这里。他说小雅给了他一张清单,上面有所有人的名字。他说他是第一个。”
我后背发凉:“清单……”
“你也拿到了,对吧?”
我点点头,从背包里拿出文件袋。老赵看到清单的瞬间,脸色变得惨白。他没碰它,只是盯着。
“它来找你们了。”他喃喃道,“一个都不放过。”
“有什么办法吗?”我问,“我只有不到三天时间了。”
老赵摇头:“我不知道。如果我知道,你爸可能就不会死。”他顿了顿,“但也许……也许有个办法。”
“什么?”
“找到小雅的尸体,好好安葬她。”老赵说,“当年工地草草处理了,埋在哪里没人知道。如果找到她,给她一个安息的地方,也许……”
他没说完,但意思我明白了。
“埋在哪里?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老赵说,“但有人可能知道——当年处理尸体的人,叫孙福贵,是工地的一个杂工。他应该还活着。”
“孙福贵……”我想起名单上那个被红笔圈起来的名字,“他也是死者之一?”
“不,他活着。”老赵说,“但他疯了。事故后不久就疯了,住在精神病院。”
我记下这个名字,准备离开。
走到门口时,老赵叫住我。
“小林。”他说,“如果你找到她……替我说声对不起。”
我点点头,推门出去。
阳光刺眼,我眯起眼睛。掏出手机看时间:下午两点。
倒计时:67:12:04。
还有两天零十九小时。
手机突然震动,是一条短信,来自那个陌生号码:
“老赵话太多了。”
我猛地回头,看向老赵的房子。
窗户里,老赵站在那儿,正朝我挥手告别。
下一秒,窗户上的玻璃毫无征兆地炸裂。
不是破碎,是炸裂,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击碎。玻璃碎片四溅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老赵的身影消失在窗口。
我冲回屋里时,他已经倒在地上,脖子以一种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,眼睛睁得很大,看着天花板。鲜血从后脑流出来,在地板上漫开。
而在那片血泊旁边,散落着一地玻璃碎片。
碎片上,映出无数个我的脸。
每一片都有一双眼睛,在看着我。
窗外,阳光依旧很好。
但屋里很冷,冷得像冰窖。
我颤抖着掏出手机,拨了120。挂断电话后,我看了一眼清单——它还在文件袋里,但我能感觉到,它在动。
最后一页的倒计时,跳到了67:08:33。
时间,又少了三分钟。
而我知道,这只是一个开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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