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的生活就像黄浦江的水,表面平静,底下暗流汹涌。
苏晚的新学校是一所重点中学,学生大多家境优渥,说着流利的普通话和上海话,讨论着苏晚听不懂的品牌和流行语。她插班到初二,坐在教室最后一排,像个局外人。
第一次月考,苏晚的成绩跌到了班级中下游。数学勉强及格,英语更是只有七十多分。班主任找她谈话:“苏晚同学,你的转学成绩很好,要尽快适应新环境啊。”
苏晚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,那是林婉君在她临走前买的,白色的帆布鞋,现在已经有些脏了。
回到家,苏建军还没下班。新工作让他忙得不可开交,经常加班到深夜。苏晚自己热了冰箱里的剩菜,坐在空荡荡的餐桌前吃完,然后写作业。
英语阅读理解里有一个单词不认识,她习惯性地转头:“江屿哥哥,这个...”
话说了一半,戛然而止。身边没有人,只有寂静的客厅和窗外陌生的街景。
她愣了一会儿,然后默默翻开词典。查单词花了三分钟,如果是江屿,可能三十秒就给她解释清楚了。
写完作业已经十点多,苏建军还没回来。苏晚洗了澡,躺在床上,拿出那支钢笔。笔帽上的刻字在台灯下泛着微光:等你的屿。
她突然想起江屿的叮嘱:“好好读书,以后一定要来北京找我。”
像是黑暗中突然亮起的一盏灯。苏晚坐起来,重新翻开英语书。不会的单词就查词典,不懂的语法就多看几遍。她想起江屿给她讲题时的耐心,想起他说“这道题其实不难”时的笃定。
慢慢地,成绩开始回升。期中考试,她回到了班级前二十。期末考试,挤进了前十。班主任在家长会上表扬她:“苏晚同学进步很大,很努力。”
苏建军很高兴,带她去外滩吃了西餐。餐厅窗外是璀璨的东方明珠,江面上游船来来往往,灯光倒映在水中,美得不真实。
“晚晚,爸爸为你骄傲。”苏建军举起果汁杯。
苏晚笑了笑,切着盘子里的牛排。她其实不喜欢西餐,更喜欢林婉君做的炸酱面。但她没说。
初三那年,苏晚的成绩已经稳定在年级前五十。她给自己定了个目标:考上北京的高中,去找江屿。这个念头成了她学习的全部动力。
江屿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,八年制本硕博连读。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,他给苏晚打了电话。那是苏晚到上海后,他们第一次通电话。
“恭喜。”苏晚握着听筒,手心有些出汗。
“谢谢。”江屿的声音透过电话线传来,有些失真,但依然是她熟悉的语调,“你最近怎么样?”
“还好,期中考试年级四十八名。”
“进步了。”江屿顿了顿,“北京医科大学离政法大学很近,只隔一条街。”
苏晚心里一动。他是在暗示什么吗?
“我会努力的。”她说。
挂断电话后,苏晚在书桌前坐了很久。窗外下着上海的冬雨,淅淅沥沥,没完没了。她摊开信纸,给江屿写信:
江屿哥哥:
恭喜你考上医科大。医生很适合你,你从小就会照顾人。
我会努力考去北京。政法大学是吧?我记得。
上海一直在下雨,很冷。北京下雪了吗?
晚晚
信寄出去后,她开始更拼命地学习。每天六点起床背英语,晚上刷题到十二点。苏建军看着心疼,劝她注意身体,但她不听。
“我要考北京。”她说得很坚定。
苏建军沉默了。他当然知道女儿为什么想去北京,但作为一个父亲,他私心希望女儿留在上海,留在自己身边。
变故发生在苏晚十六岁那年春天。
那天她放学回家,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女人。四十岁左右,穿着得体的套装,笑容温柔,正在厨房里做饭。
“晚晚回来了?”女人擦了擦手,“我是你爸爸的同事,姓陈。”
苏晚愣了一下,点点头:“陈阿姨好。”
晚饭很丰盛,女人做了四菜一汤,都是上海本帮菜。席间,她和苏建军有说有笑,讨论着工作上的事。苏晚默默吃饭,偶尔抬头看一眼父亲——他笑得很开心,是那种很久没见过的、轻松的笑容。
饭后,女人要走了。苏建军送她下楼,二十分钟后才回来。
“晚晚,”苏建军坐在沙发上,搓着手,有些紧张,“陈阿姨人很好,爸爸和她...相处一段时间了。”
苏晚正在洗碗,水流声哗哗响。她关掉水龙头,转过身:“所以呢?”
“爸爸想...想和她组建家庭。”苏建军说得小心翼翼,“你也大了,需要有个妈妈照顾。陈阿姨很喜欢你...”
“我有妈妈。”苏晚打断他,声音很冷。
苏建军愣住了。
“我妈妈死了,但不代表别人可以替代她。”苏晚擦干手,走出厨房,“我累了,去睡了。”
房门关上,声音不大,但很决绝。
那晚,苏晚失眠到凌晨三点。她想起母亲温柔的笑容,想起母亲做的炸酱面,想起母亲病重时拉着她的手说“晚晚要坚强”。
而现在,父亲要把另一个女人带进这个家。
第二天早上,苏建军试图解释:“晚晚,爸爸不是要忘记你妈妈,只是...”
“只是你需要人陪,我理解。”苏晚背起书包,“我去上学了。”
语气平静得可怕。
从那天起,苏晚变了。
她不再拼命学习,上课开始走神,作业敷衍了事。第一次模拟考,成绩跌出了年级前一百。班主任又找她谈话,她低着头,一言不发。
周末,苏建军带陈阿姨来家里吃饭。苏晚借口要去图书馆,一大早就出门了。但她没去图书馆,而是去了网吧。
那是她第一次进网吧,里面烟雾缭绕,都是打游戏的年轻人。她开了台机器,呆呆地坐着,不知道干什么。最后随便点开一部电影,看了一个下午。
晚上回家,苏建军很生气:“你去哪儿了?陈阿姨等了你一天!”
“我说了去图书馆。”苏晚面不改色。
“图书馆?我问过了,你根本没去!”
“那你都知道,还问我干什么?”
苏建军气得扬起手,但最终没落下。苏晚看着他,眼神里没有恐惧,只有冷漠。
第二天,苏晚去理发店染了头发。酒红色,在阳光下很扎眼。班主任看到后,让她染回去,她拒绝:“这是我的人身自由。”
“苏晚,你以前不是这样的...”
“人都是会变的。”苏晚打断老师,转身离开办公室。
她开始频繁逃课,和班里几个同样叛逆的女生混在一起。去KTV,去网吧,去逛街买那些标新立异的衣服。苏建军每次说她,她就顶嘴,父女俩的争吵越来越频繁,越来越激烈。
最严重的一次,苏建军摔了杯子:“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!你对得起你妈妈吗?”
“别提妈妈!”苏晚尖叫,“你没资格提妈妈!你都要娶别人了!”
“你陈阿姨有什么不好?她对你不够关心吗?”
“我不需要!”苏晚红着眼睛,“我有妈妈,我妈妈已经死了,但我只有一个妈妈!”
争吵以苏晚摔门而出结束。她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,走到外滩,坐在江边的栏杆上。黄浦江的风很大,吹得她的红发乱飞。
手机响了,是江屿。
苏晚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名字,犹豫了很久,还是挂断了。她现在这个样子,没脸接江屿的电话。

不久后,苏建军和陈阿姨结婚了。婚礼很简单,只请了几个亲朋好友。苏晚没去,借口要考试,在网吧待了一天。
晚上回家,家里贴满了喜字。她的房间门上也被贴了一个,红得刺眼。苏晚一把撕下来,揉成团扔进垃圾桶。
新妈妈搬了进来。陈阿姨确实是个温柔的女人,每天给苏晚做饭,洗衣服,试图和她说话。但苏晚总是冷淡回应,吃完饭就回房间,锁上门。
她在房间里贴满了黑色海报,音乐开得震天响。苏建军来敲门,她就假装没听见。
唯一保持联系的,只有江屿。他每个月都来信,雷打不动。信里从不提她的叛逆,只是叮嘱她好好吃饭,好好学习,天冷了加衣服。有时候会寄一些北京的特产——茯苓饼、果脯,还有他整理的数学笔记。
苏晚每次收到信,都会躲进房间,一遍遍地看。然后回一封很短的、刻意疏离的信:
我很好,勿念。
成绩一般,考不上政法大学了。
上海很热,北京呢?
写完,她会把江屿的信小心翼翼地收起来,锁在抽屉最深处。那支钢笔她一直用着,笔尖已经有些磨损,但写出来的字依然流畅。
高三上学期,苏晚的成绩已经跌到了年级倒数。班主任找苏建军谈话:“苏晚以前是个好苗子,现在这样太可惜了。还有半年高考,再不努力就真的来不及了。”
苏建军回到家,想和女儿好好谈谈。但苏晚戴着耳机,声音开得很大,根本听不见他说话。
“晚晚!”苏建军拔掉她的耳机。
“干什么?”苏晚不耐烦地抬头。
“你看看你的成绩!你还想不想上大学了?”
“不上就不上。”
“你!”苏建军气得浑身发抖,“你对得起谁?对得起你妈妈吗?对得起江家对你的照顾吗?对得起江屿吗?”
听到江屿的名字,苏晚的手指颤了一下。
“江屿每个月都给你写信,关心你,你呢?你回信写过几个字?”苏建军从抽屉里翻出那些信,摔在桌上,“你看看!你看看他是怎么对你的!”
苏晚看着那些熟悉的信封,突然崩溃了。
“那你呢?”她哭着喊,“你怎么对我的?妈妈才走几年?你就娶别人!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?这个家还是我的家吗?”
苏建军愣住了。他看着女儿哭得撕心裂肺,突然意识到,这些年他只顾着自己的悲伤和孤独,却忽略了女儿的感受。
“晚晚...”他的声音软下来。
“出去。”苏晚指着门口,“我要一个人静一静。”
那天晚上,苏晚一个人哭了很久。她翻出江屿所有的信,从第一封到最近的一封,一共三十七封。每封信都不长,但字迹工整,语气温和。最后一封信里,江屿写道:
晚晚,不管发生什么,记得槐树下的承诺。我一直在。
她握着那支钢笔,笔帽上的刻字已经有些模糊,但依然看得清:等你的屿。
窗外,上海下起了春天的第一场雨。雨点敲打着玻璃,像某种呼唤。
苏晚擦干眼泪,坐到书桌前。她摊开数学卷子,上面满是红叉。但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把它扔进垃圾桶,而是拿起笔,从第一道错题开始改起。
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,银色的笔身在台灯下泛着温润的光。
这一夜,书房的灯亮到凌晨三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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